域视宝科技央企总部搬迁，选址服从大局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24日 11:30:02 41 0

央企总部搬迁，选址服从大局

近期，多家央企总部陆续搬离北京，落地上海、深圳、武汉等地——

央企总部搬迁，选址服从大局

日前，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船坞内顺利实现坞内起浮。这是大型邮轮建造的重要节点，标志着该项目向着完工交付的总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去年末，中国船舶集团总部由北京迁往上海。本报记者沈文敏摄

2021年，由中国三峡集团开发建设的乌东德水电站全年发电量近400亿千瓦时，将源源不断的清洁水电送往南方电网。三峡集团去年落户湖北武汉。图为乌东德水电站。许健摄

中国目前有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管理的中央企业97家，这些央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总部大多位于北京。近期，长江三峡集团、中国电子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央企陆续从北京搬离，迁往武汉、深圳、上海等地，央企外迁的步伐加快。总部新址选择有哪些讲究？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上海、深圳、武汉、雄安新添央企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97家央企中，2/3以上总部位于北京。为啥央企总部集中于北京？

“央企总部集中在北京，主要和历史沿革、国家政策等有关。有一部分央企的主体从设立起就在北京，还有相当一部分央企通过行业内国企重组而来，选择总部时也更倾向于北京，主要是考虑到央企承担了国家层面的产业、创新、民生等任务，把总部和主管机构设在北京，与出资人机构、其他部委进行沟通交流会便利不少。此外，北京作为首都，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总部‘扎堆’的情况。”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对本报记者说。

许保利表示，随着各地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央企总部过于集中的局面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过多资源集中于一城一地，催生了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加重了城市运行的负担。

“近年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直在布局，各地也在努力争取央企总部，但最初的进展比较缓慢。”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介绍，去年以来，央企总部外迁进程逐渐提速，既有新央企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安营扎寨”，也有京内央企总部迈出外迁脚步——

看新设央企——去年12月，由多家央地国企稀土板块整合而来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设在江西；同期，中国物流集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星网落地雄安。

看从京内迁出的央企——中国中化、中国华能在雄安落地。去年9月，长江三峡集团总部迁至武汉，业内分析，这对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湖北尤其是武汉疫后重振具有重要意义。去年12月25日，中国电子集团迁往深圳，并与广东省签署《关于加快打造国家网信产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深圳市签署《关于共同打造国家网信创新策源高地和产业集群战略合作协议》；去年12月24日，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驻上海，全面开启中国船舶集团扎根上海、更好服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的新征程。“中国船舶集团与上海渊源深厚，集团公司总部迁驻上海，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利于更好融入和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将为集团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注入强劲发展动力。”中国船舶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说。

新址选择背后有多重考量

加速推进的央企总部外迁，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央企总部离开北京，既是响应中央号召，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更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许保利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化，国企已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央企总部结合自身特点，从北京这样的全国行政中心迁往富有活力、更加贴近目标市场及所在行业中心，有助于提升竞争力，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在李锦看来，央企总部搬迁，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总体布局，也兼顾了市场的需要。具体来看，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

一是全国总体布局。在去年12月国新办举行的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央企总部迁往雄安。除了多家央企总部来到雄安，目前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也已超100家。这些央企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主要布局在基础设施建设、前沿信息技术、先进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二是从市场出发，结合央企自身发展所需，聚焦主业靠近产业前沿。“比如三峡集团，其主营业务涉及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原本就是从湖北迁到北京，现在搬去武汉非常合适，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同时，央企迁入地方还能加强央地联动，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对当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许保利说。

对于中国船舶集团迁来上海，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上海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全力支持中国船舶集团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船舶集团。“上海将持续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全力保障企业顺利开展运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创新发展，携手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龚正说。

“搬家”后将带来什么？

央企总部搬离北京后，对北京和新址所在地的发展有何影响？

许保利认为，央企总部的搬离，短期内可能会给北京市财政收入带来影响，比如税收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央企总部迁出对北京GDP增长及财政收入的影响有限。

“近些年北京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部分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迁出北京的同时，一些专精特新、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也成长起来，活力强的初创型企业也不断涌现。此外，在一些央企总部搬离的同时，其研发中心等聚集高层次人才的机构可能还留在或设在北京。总体看，央企搬离不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许保利说。

据了解，去年11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发布，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引擎的目标。《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对于新来的央企，各地都表示了极大的重视，在政策、落户等方面予以便利。多家总部外迁央企表示，搬迁后，将进一步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是中央企业的使命所在。要站位全局谋一域，促进地方资源禀赋与企业产业优势结合，实现二者间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记者从国资委了解到，央企总部搬迁还将视情况继续推进。站在企业角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总部外迁，对企业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许保利表示，目前，多数央企是超大型企业，员工总量数以万计，分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而考察其总部，人数并不算多，不少央企打造小而精的总部，总部员工仅百人左右。企业如何在总部搬迁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安置好员工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孔德晨）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深度解析：从纳卡战争看预警机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去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爆发的军事冲突中，阿塞拜疆军队所用的TB-2无人机屡屡得手，摧毁了亚美尼亚不少坦克、火炮以及部分防空阵地。阿塞拜疆军队的无人机是如何做到精确发现目标并实施攻击的呢？据外媒报道，土耳其E-7T预警机提供大量情报支撑，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据称，在此次军事冲突中，土耳其派出的E-7T预警机一直在纳卡地区附近活动，为阿塞拜疆军队的行动尤其是无人机攻击提供情报信息。这条带着战场热度的消息，让预警侦察飞机这一战争“宠儿”又一次走进世人视线。且看专家对此解读。

由舰载装备起步的空中联合作战力量“倍增器”

预警侦察飞机（以下简称预警机）是一种高度集成先进技术、地位作用十分重要的空中高价值装备，是名副其实的空中联合作战力量“倍增器”。

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海军为应对日本低空鱼雷轰炸机的威胁，于1943年启动“卡迪拉克”计划，委托麻省理工学院开展探索研究，在飞机上安装一种监视雷达，以便及早发现来袭的低空飞机和海面军舰。

1944年，一架TBM-3“复仇者”舰载轰炸机拆除机上的武器系统，安装上一部经过改进的舰载搜索雷达，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舰载预警机——“TBM-3W”。

该机能够探测到100多千米距离内低空飞行的飞机与300千米左右处的日本军舰。机上仅有1名驾驶员和1名雷达操作员，雷达操作员通过超短波电台将探测到的目标信号连同雷达天线指向信息传送到军舰上，为舰上指挥官指挥作战提供依据。

从1944年诞生至今，预警机的发展已有近8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经历了比较大的作战使用角色转换与技术能力提升。在作战角色上，从“预警侦察”向“预警侦察+控制引导”转变；在技术能力上，从早期监视雷达与载机的简单组合发展到集雷达、敌我识别、电子侦察、通信、导航、指挥控制于一体的任务电子系统与载机的有机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代预警机几乎相当于“雷达+载机”。其主要代表机型有美海军的“TBM-3W”、E-1B等，主要解决了雷达装机升空、探测低空目标等问题。在这一阶段，其雷达探测尚是人工读报，情报通过话音和莫尔斯电码报告至指挥机构。载机普遍较小，雷达探测距离不远；随预警机升空工作的人员不多，不具备控制引导能力。其发展重点是提升预警雷达的下视能力、不断改善雷达性能。

第二代预警机的作用已经大为拓展，主要功能可概括为“预警侦察+控制引导”。其主要代表机型有E-2系列预警机、E-3系列预警机、A-50预警机等。这一阶段预警机的雷达下视性能已经比较完善，加装了电子/通信侦察设备、敌我识别设备等，采用了一定数量的短波、超短频电台，加装了先进数据链分发雷达情报并进行控制引导。飞机上可容纳一定数量的控制引导人员，成为空中C3I的核心节点。

屈指可数的“娘家”与能力非凡的空中“指挥所”

世界上装备预警机的国家/地区较多，但有能力完全独立自主研制预警机的国家不多，主要有美国、俄罗斯、中国以及以色列等国。主要代表机型有E-2系列预警机、E-3系列预警机、E-7预警机、A-50系列预警机、A-100预警机、空警-2000和空警-500预警机等。

E-2系列预警机是美国海军装备的舰载预警机，主要为航母编队提供空中警戒、空战引导与辅助海上搜救服务，也可在陆地上使用。E-2系列预警机有多种改型。

E-3系列预警机是波音公司为美空军“空中警戒和控制系统”计划研制的预警机，具有较强的预警探测与空中引导能力。主要包括E-3A、E-3B、E-3C、E-3D、E-3F等型号，先后进行过多次升级改进。除美军外，还装备了英军、法军及其他一些北约国家的军队。

A-50系列预警机是俄罗斯空军装备的预警机，可探测空中与海面目标，控制引导作战飞机执行拦截/突击任务。A-50预警机1984年开始交付使用，有A-50、A-50U、A-50EI等机型。其中的A-50预警机是在伊尔-76运输机上改装的，机身头部有空中受油装置，机身上部有直径约9米的雷达天线，配装有“熊蜂”预警指挥系统，主要包括预警雷达、敌我识别、通信设备、自卫对抗设备和操作员工作站等。

A-100预警机是俄罗斯正在研制的新型预警机，该机以伊尔-76MD-90A运输机为平台，换装新型PS-90A76发动机，航程与航时比A-50预警机有较大提高，并且具备空中受油能力，采用新型预警雷达，具备一定对隐身飞机的探测能力。

空警-2000和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国研制的预警机，主要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7预警机是波音公司为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等国研制的出口型预警机，可执行预警监视、控制引导、边境巡逻、反毒品与走私等任务。北约计划后续采用该机逐步替代现役的E-3预警机。

从以上可以看出，预警机的“娘家”屈指可数。但是，它在几次较大的局部战争与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1982年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地空导弹阵地时，就先派出E-2C预警机在远离贝卡谷地的地中海上空盘旋，严密监视叙军防空导弹阵地和空军基地动向。这种处境中，叙利亚军机刚一升空即被以军发现。预警机把叙利亚军机的航向、航速、高度等数据不断传送给以军战机，同时提供最佳截击方案和攻击先后次序，摧毁叙军26个导弹阵地，击落叙军80多架战机，成为借助预警机信息优势夺取胜利的一个经典战例。

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派出的E-2C预警机和E-3预警机也发挥了明显作用。海湾战争中，美伊之间的空战，有很多由E-3预警机上的控制员直接负责指挥引导。

同样是在海湾战争中，A-50预警机在黑海上空巡逻，监视着美军战机与巡航导弹活动情况，并将信息源源不断发送至苏联军队司令部，被誉为警戒苏联空天的“全视之眼”。1996年车臣战争中，俄军A-50预警机截获了非法武装首领杜达耶夫的手机通信信号，进而借此精确锁定杜达耶夫所在位置，引导苏-25战机发射导弹，炸死了正在进行手机卫星通信的杜达耶夫。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着预警机的作用与威力，昭示着其在未来作战中的巨大潜力。

面对严峻威胁，或将迎来第三次“大换羽”

预警机是空中联合作战体系的核心节点，是战争双方都企图予以重点攻击的空中高价值目标。对这些作战体系的节点和重心实施打击，有可能取得全局性或决定性战果。高性能隐身战斗机、远程空空导弹/地空导弹、空基激光武器则能对预警机产生现实威胁。

面对“重任在肩”和“多重杀手”，预警机的装备形态及性能必将迎来第三次重大转变。

一是向无人化转变。现阶段的预警机都设计有一定数量的飞行员和设备操作员。在数据链技术、无人化技术发展推动下，未来预警机或将实现预警侦察与集中控制引导功能的解耦，预警侦察功能将由分布式、无人化装备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能实现侦察单元在作战空间上的分布化，提高抗击敌方打击的能力，增强体系的战场生存力；另一方面，还能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与复杂程度。

二是向体系化升级。随着战争双方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其杀伤能力不断增强，大型预警机在高威胁、强对抗环境下的生存力将被进一步压低。因此，它要么融入更先进的作战管理系统，要么就会有被替代的风险。

为适应未来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一些国家推出了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概念。从本质上讲，它是适应未来强对抗环境下的新一代战场监视、作战管理和指挥控制系统，它能通过连接战场中各种多源异类传感器并对传感器数据进行统一的、无中心的融合，提供更有效的空中、地面、海面目标侦察、识别功能，具备多域作战管理与控制能力，逐步实现并超越大型预警机的相关作战能力。

该系统具有分布式、多域互联共享的特点，因而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很强。同时，它采用了开放式架构，能够快速集成新的传感器、武器平台，具有新的作战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

三是向智能化演进。随着人工智能介入现代战争程度加深，未来预警机也将充分应用机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缩短“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环路周期，加快指挥决策速度，有效缩短“杀伤链”做出反应的时间。例如在观察环节运用人工智能，增强反杂波、抗干扰能力，更精准地识别目标；在决策环节，更科学地进行目标分配、路径规划、战术选择，在深度人机交互中，提升作战管理与指挥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