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重要性储贺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九评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之六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29日 14:05:01 32 0

储贺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九评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之六

从哥白尼完成《天体运行论》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在大致这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划时代意义的现代科学革命，开辟了一条人类认识自然的全新路径。这场现代科学革命传导至制造领域，继而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器不如人的荒蛮窘境，最终使西方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借助物质层面的巨大进步和优势，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图使其精神理念彻底统治全人类，而且几乎做到了。

出于种种原因，中国错过了早于西方叩开现代科学大门的机缘，导致几乎亡国灭种，文脉断绝。这场人类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是如何发生的，其未来走向如何，“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制度和文化重构，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终于具备了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并且开启了追赶与超越的进程。在未来30年的时间段里，在习主席的带领下，我们将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在这一过程中，单纯的GDP超越并不是最核心焦点，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其中，自主科学的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我们必须自觉地认识到，现代科学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我们如何驾驭科学，而不被科学所驾驭。本文重点讨论关于自然的科学。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大量技术进步，科学革命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也无法延续。科学技术的概念比较复杂，科学侧重于理论和理念，技术是科学的应用。科学、技术、近代科技、现代科学、现代科技、现代自然科学等等都是即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但仅就本文的讨论目的而言，有时会混同使用。

一、现代科学诞生在西方的机缘巧合

本文所探讨的科学与技术特指现代科学与技术，与之前的类科学、前技术具有根本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标志性区别特征是，更为自觉的而不是自发地，研究运用数学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实验验证成为必经程序的理念。数学的应用使得人类活动方式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率；实验的验证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方案更加具体清晰，少走弯路，同样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尽管有种种争论、样样不服，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现代科技诞生于西方，更确切地说诞生于西欧。无论具体称呼、定义是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内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类自从学会用火，乃至在更早一些的打磨石器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从事一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和技术的活动了。科学与技术既然从来就有，就必须发现是什么力量，使得原本就存在的小龙虾，一夜之间变成了大龙虾，让科学与技术对于人类的作用，变得如此沧海桑田。

许多西方学者和他们在东方的信徒们，都在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各式各样的理由，宗教的、教育的、逻辑的、伦理的、法律的、地理的，乃至基本思维方式和人种的因素。其实，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恩格斯还说过：“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与需求。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答案很清楚，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催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脱胎换骨和升华更生。

科学技术的产生过程，充斥着天然的阶级性烙印。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可靠的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追求的最大利润点，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科学技术是相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最重要因素和途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曾经严重依赖科学技术得以存在，得以发展完善，这才是现代科学技术最终可以在西欧完成蜕变、横空出世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过：“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行会的作用和地位具有统治力和垄断力。当初磨坊靠的是水力推动，行会把持了河道的最佳位置，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可以活命，为了可以超越，就得找到没有水能但也可以从事生产的地点与方式，珍妮机、蒸汽机、电力等技术相继应运而生，于是科技就有了用武之地。

不要过于执着地舍本求末、缘木求鱼，从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上寻找现代科技诞生的原因与理由，还是要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正如恩格斯所言：“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细究历史事实，现代科学其实源于意大利，接着席卷整个欧洲，但最终在英国开出最绚烂的花朵。这毫不奇怪，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端最早，也在很长时间内最为健全。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把科学从神秘主义中解放出来，为资本盈利服务，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上，也出现过从类科学或前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契机，中国人曾经在天文、建筑、水利、医药、机械等方面取得过至今都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没有相对发达的数学和相对复杂的实验作为支撑，是不可能的，但是，令人扼腕地是，中国没有率先叩响现代科学的大门，使自身的数学水平和实验应用程度，一直处在远低于现代科学门槛的水平之下。中国没有率先进入现代科学时代，与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两个课题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话题太过复杂，本文仅就与现代科学相关问题提出一些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2000多年前，后来被誉为中国文化正统传人的孟子，曾经用几乎是咒骂的方式批评过扬子与墨子：“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其实，扬子的学说虽然流传极少，但管中窥豹地也可以看出来，扬子思想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有些类似，墨子提出的“兼爱”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博爱”也有共通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工程制造的技术领域和诸多科学领域内，墨子曾取得过相当领先的成就。孟子何以如此不能见容于扬墨？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自始就一直强调向内用力，强调主观世界的完善，对于客观世界采取了敬畏与尊重的态度，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和谐共处。

这种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基本立场，把现代西方环保主义者，甩出去几十条街都不止。从宏观层面和人类终极幸福的角度上看，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如果中国古人怀有一颗对于客观世界极端崇敬的心，但能够继续保有并光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理念；在充分意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改造、利用可能产生破坏性负面结果的同时，没有过度偏废“器”的重要性，依然可以找到修养内心与认识自然的平衡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明显把人类改变自然的负面前景，看得过重了，没有给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留下足够的空间。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与其哀叹先秦哲人错过更早叩响现代科技大门的机缘，痛惜宋元明清的中国古人错过现代科技伸过来的巨手，不如思考一下中国为什么未能早些步入工业时代，转轨到社会化生产方式上来。这个问题的答案甚为复杂，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文化早熟，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中，解决乃至掩盖了诸多社会弊端，其中就包括许多工业化时代才会出现的负面问题，故此，使得中国人舍不得放弃并打烂已有模式。从宋朝开始，类似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次次破土勃发，又一次次被彻底碾压。没有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的产房就是一个海市蜃楼，因而耽误了民族进步。

明清两代的中国人当然不可能预判到，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会把西方拖入帝国主义阶段。晚清的中国人即使亲眼目睹了，用现代科技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还懵懂地以为自己见到了妖怪。不必报怨古人，天下也没有卖后悔药的，但是，纵观历史，中国人的确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现代科技，可以导致如此重大的物质力提升，特别是西方人掌握了此类强大的物质力之后，竟可以给中国人带来亘古未见的灭顶之灾。这样说，并不是在苛求古人，而是在历史地分析一个现象的前因后果。

二、中国人的现代科学之路在何方

由于中国屡次错过叩响现代科技大门的机缘，西方的许多学者（当然包括与西方学者持相同观点的中国血统学者，下同）据此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才是阻碍科技进步的核心因素，如果这种文化不被彻底铲除，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掌握现代科技。与此同时，西方学者把西方的一切人文理念都捧上了天，并且进一步发展为西方高人一等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继而认为中国要想发展现代科技，就必须全盘西化，强买强卖地搭售西方全部的文化、政治、教育、价值理念，硬要把西方科技发展的具体过程，搬到中国东施效颦地再来一遍。这种思维方式极为荒诞，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说，好像就是确定某个民族文盲率的标准，只能以该民族的英文掌握程度为准。

中国人的确没有率先搞出现代科学，但中国文化本身并不排斥现代科学，甚至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之下，是最有利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模式。我们没有必要纠缠在中国古代的布策、算盘与现代数学的区别，中国古代的仵作与现代人体解剖学家的异同，更不必去争论现代科技某些具体成果的发明权，此类争论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现实很清楚也很无情，由于未能尽早地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模式，中国错失了本应属于中国人的机会和契机，使得中国人对于物质世界的探索，远没有达到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度和高度。我们现在了解并研究中国古代科技领域的智慧遗产至关重要，但其唯一目的，只是在技术层面吸取营养，受到启发。

几百年来，我们饱受思维偏颇、方向误判的痛苦与磨难，但所有的这些屈辱，并不应该也不能让我们妄自菲薄，迷失自我。中国人虽然没有率先扣开现代科技大门，但现代科学所需要的全部哲学理念，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都不缺，也没有消失。我们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自苦狠劲儿，有僧推还是僧敲月下门的精准细腻，有书同文车同轨的标准化传统，有“和为贵”普遍联系意识，有文史哲不分家的领域过渡类比手段，有“水连海平”、“月共潮生”的运动视角。没有率先搞出现代科学，不是我们能力不行，而是世代文人集体偏科，败给了片面性，不屑于向那个方向去努力罢了。为中国古代文化正名，仅仅是要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代中国人追求现代科学的障碍，相反，她为现代中国人追求现代科学提供了良好基础，是中国人可以搞好现代科学的最重要文化基因之一。

中国人总体上是唯物主义者，相信现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优先性，“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朴素的无神论观点。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学问，唯物主义者具备了天然的研究科学的起点，无神论者远离了宗教的羁绊，少了许多的阻碍。中国人读书人从来奉行经学致用的入世理念，催生现代科学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走出象牙塔，学问要为现实生活服务。中国文化生而具备辩证法的基因，从来不推崇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形而上学执拗。中国人很早就提倡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事上磨练这种精心研究并付诸实践的治学与行事理念，这与科学所倡导的实验精神是相统一的。

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良好素质，并不是简单地可以转化为追求现代科学的动力，故此需要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场系统的革命。应当注重人的内心世界建设与进步，但同时万不可轻视对于外在自然界的研究，我们的先人面对大自然，写出过无数知其然的美丽诗篇，但很少有人去探究大自然的所以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迟迟不能摆脱农业文明的框架，尽早启动工业化进程，完全没有给现代科学提供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

从1949年起，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主席，为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思想与实践体系，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性贡献，毛主席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为我们今天的成功与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主席坚定地为中国设计并实施了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现代化方向与方案，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体系，从而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最大的需求。毛主席把“科学实验”列入三大革命，总是在鼓励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要做最讲认真的人，强调实事求是，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工具。

在毛主席晚年，中国曾经出现过批孔运动。孔子与曾经无限度接近过“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老子与墨子，处于几乎同时代的，孔子本人虽然也执迷于《易经》，但最为着力的依然是为中国人打造内心的精神世界。孔子当然不应为几千年之后，中国和西方的现代科学竞争失败负责，但是，后人们在传承孔子理念的同时，不断扩大了孔子学说的先天不足，并将孔子的这种缺陷神圣化、教条化。这种历史积淀成为中国后期社会进步的重大阻碍之一，导致了中国固守曾经领先于全人类的农业文明，迟迟不能进入更高一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历史惯性决定了中国在几百年前，走向现代科学的竞争中，成为失败者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三斗精神”恰恰是欧洲发生科学革命时，那些现代科学的先驱们所表现出来的气质、气魄和气概。哥白尼质疑正统地心说，伽利略精研望远镜观察土星，布鲁诺慷慨投火，哥伦布宁可吃船仓里的老鼠也不返航，他们为“三斗精神”提供了完美的诠释。“三斗精神”为中国人扫清现代科学发展的精神障碍，把中国人的注意力从传统的纯内心领域，扩大到了自然界以及人类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碰撞。这种精神才是最真实最纯正的科学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有资格迈入现代科学的俱乐部。

三、美国主导下西方现代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很重要，是当下国力竞争的主战场，但是，认识到这一点并非可以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忽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科学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进行无限制夸大。现代科学脱胎于神学迷信，最初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合法性而出现的,仅仅是那一拨“神学家”恰逢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迫切需求，机缘巧合地把他们的学问，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凤凰涅槃，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不论丑小鸭变成了多么高贵的白天鹅，她也无法摆脱出身于禽类的基因与咒语。

在西方已经开始了现代科技征程之后，特别是在清代，中国人虽然目睹并有限地利用了现代科技成果，但依然将现代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未能加以重视。康熙、乾隆都是国学功底很深厚的人，康熙学习过近代数学等知识，乾隆亲自品味过近代科学成果，而他们都无情地乃至本能地关上了这扇通向现代科技的大门。这肯定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剧，我们为此付出了几个世纪的惨重代价，但是，造成这种历史悲剧的原因，不仅仅是用“愚昧无知”就可以简单地解释清楚的。没有证据表明，在未能引导反而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科学之路的时刻，康熙、乾隆曾经组织当时的中国文人群体，对于现代科学的弊端进行过任何认真思考与理性讨论。如果苛求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论证，也肯定就是不现实的臆想，然而，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在复盘历史进展时，去挖掘他们当时可能具有的思维意识。

探求历史的真正原因，对于我们在今天坚定地探索正确的科学之路的征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后人，应当检讨先祖们的失误，但依然要善待先人，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早期来中国传播科学的都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惯用奇技淫巧显示法力的念咒和尚与炼丹道士，看起来也是异曲同工、并无二致。恩格斯也认为，那时候“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就在17世纪下半业，西方学者（Seth Ward vs John Webster）还在争论是否应当在大学里开设魔术课。曾经有许多当代人士感叹过牛顿把自己的后半生浪费在神学，而非一直专心研究科学，其实，牛顿的后半生才是回归其志趣本业，他本就更为醉心于神学，把上帝视为万物之源。不仅牛顿，早期为现代科学诞生建立过历史功勋的那些大师们，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几乎无一例外都与神学关联密切。

萧伯纳曾说过的：“科学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引发十个新问题。”这个观点和中国“兴一利必生一弊”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与现代科学自身渊源的局限性，当下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现代科学有着一些难以割舍的弊端与缺憾。

（甲）科学迷信的盛行

素来向外用力而缺乏心灵内省能力的西方，依靠现代科学在全人类范围内，取得了物质层面的领先，并且用武力险些灭亡了中国，故此，他们自然把科学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倾向已经导致了把现代科学的重要性发展到被迷信的地步。最为现实最为典型的实例，就是此次新冠流行过程中，所极为具象地展示出来的美式思维。

在美国，从总统、精英阶层到普通百姓，遇到疫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寻找疫苗。在当下的美国，抗疫主题已经被注射疫苗偷换了概念，似乎有了疫苗，打了疫苗，抗疫工作就万事大吉了。疫苗研发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抗疫努力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但是单靠医药科学根本无法战胜疫情。这次全球疫情已经告诉人们，人类福祉的最核心保障不在于科学，而在于社会组织。面对疫情，美国社会出现了大批拒绝戴口罩、拒绝打疫苗，不顾禁令大规模社交社聚的乱象。社会组织化程度如此之低，无疑助长了病毒的传播。即使哪天这轮疫情过去了，下一轮疫情来临的时候，单纯迷信、乞灵于科学成功的美国人或将无处逃遁。

（乙）唯心主义的遗存

产生科学迷信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颠倒意识与存在的相互关系，最终必然走入反智的死胡同。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美国除了自己率先乞灵于疫苗之外，还裹挟、诱惑其仆从一起投入极大热情，对中国进行无底线地攻击，从疫情源头，到抗疫措施，再到人身自由，最后到了疫苗。美国政府和自由派们完全漠视中国抗疫成就，力图抹杀客观实在。美国人拼命在疫苗问题上攻击中国，无非是为了保护自认为是自己最后一块圣地的科技领域，如果这个防线被突破，整个美国和西方的最后一根心灵稻草就彻底随风飘荡了。

令人极度失望的是，在这场无耻之尤的谩骂诽谤过程中，美国几乎所有的医学专家、学者都集体沉默，很多人甚至积极参与、配合政府和政客们对于中国抗疫努力的责难。革命导师说过：“它（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即或是许多科学家、工程师，虽然在从事具体的科技工作过程中，可以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但终究由于整体社会的浸染，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世界观。西方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是一样的，所谓自由、平等、竞争也是同样地虚伪，现代科学虽然在客观上催生了现代无神论的发展，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西方科学发展路途上的唯心主义、经验主义障碍依然挥之不去。

（丙）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论

西方率先在现代科学领域中获得了成功，一俊遮百丑，掩盖了西方文化中许多固有的弊端。在鄙视、诅咒中国等东方民族科技落后的同时，相当多数乃至主流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看待现代科学产生的原因，比如西方的宗教、大学、法律制度等等，并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一切人文、精神要素都是人类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唯一有理由继续存在的人文体系。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直接导致了基于科技优势而产生西方中心论，以及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意识。

对于中国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一代又一代在现代科学领域内奋起直追的民族骄子，西方只是装饰性地认可詹天佑一人，因为詹天佑幼年留美，完全是在美国学习的铁路技术。现在，完全依靠自己本土的科学家、工程师，中国高铁技术和应用已经超越了西方，但他们却自己出马并组织其仆从，对于中国高铁极尽诽谤、贬损之能事，竟然出现了“中国有高铁只能说明中国落后”这类昏话、混话和浑话。

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淡化，至少是低估了，在现代科技诞生之前，阿拉伯世界和中国对于西方的早期科技文化的输出和启迪作用。当时人类资讯、知识、思想的传播、交流技术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阿拉伯人地处东西方文化传递和物质交流的中转位置，自身就曾创造出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同时，也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并把这些成果输送到了欧洲。对于这些历史过程，应当认真研究、认真对待，努力还原全世界各民族对于现代科学诞生的贡献。但是，很多西方学者愣是把一部现代科学诞生史，演变了一部西方理念和思维演进方式与过程的炫耀史。

（丙）机械唯物论的泛滥

坚持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反对并防止将自然科学的原理，简单地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的解释，避免误入机械唯物论的陷阱。西方社会曾经盛极一时的机械唯物论，有其悠长的历史根源，至今仍然影响着西方政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

机械唯物论的温床，说到底还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硬是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枯燥的数字，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手段，简单盲目地对人类社会的运行进行扩充解释。他们试图用机械唯物论的方式方法，将现代科学纯粹以自然物质为研究对象而取得的成果，借助物质力量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简单、机械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最终维护他们的全球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基于大国均势（balance of power）机械理念，几个当时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签署了《华盛顿海军条约》。该条约试图以严格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以数学和物理方式，限制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军力。其初衷可能是为了避免发生打破现有平衡的战争，但实际上，忽视了客观世界的动态特征，完全无法避免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拖入了更为严酷的灾难。

这种思维方式至今仍在延续，美国数次要求中国参与他们主导的一些军事条约，甚至希望用新的条约形式，限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以确保其在军事物质层面上的全球霸权。美国基于至今仍然占有优势的物质力量，企图通过某些条约某些具体的硬性指标，限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在充满了辩证法智慧传统的中国人面前，美国人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只能沦为更大的笑话。中国人自古就建立起来的福祸相倚相伏的辩证思想，加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鲜血液，形成了既有理论思维又不沉溺于形而上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将是中国能够最终战胜美国的最强大精神武器。

现代自然科学当然非常重要，但必须认识到她只是物质层面的内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没有资格携物质胜利的淫威，让全人类跪叩在西方精神领域的石榴裙下。西方在科技方面的成功，不足以支撑西方全部人文理念成为全人类行为准则或标准的梦呓。前面提到过中国没有及时转入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制度惯性原因。造化弄人，山重水复，这种制度惯性曾经戏耍过很多成功的文化形态，至今仍然戏耍着美国。美国也是由于资本主义时期太过成功，一直达到了金融帝国主义层面，玩全人类于掌中，所以耽误了彻底地自身反思与进步。

四、在现代科技领域，中国超越美国的优势与路径

毋庸讳言，中国现在的总体科技水平，尚低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在科技领域全面赶超美国的主观和客观前提条件，能否实现这个超越，要看我们中国人有多大的决心、信心和恒心。

（甲）美国为首的西方遇到的科技发展瓶颈

现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科技进步，已经遇到了瓶颈的不争事实。几十年来，美国和西方世界不仅没有新的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突破，甚至连技术应用程度都远远达不到预期。17-18世纪的牛顿，19-20世纪的爱因斯坦，以及瓦特、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大师、技术巨匠，已经“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剩下的只是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自娱自乐，“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在科技进步方面，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遇到瓶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有效组织能力的缺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此外，还有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榨取方式的变化和由此引发的制造业衰落问题。

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科技发展所要求的环境与条件都有了很大的不同。政府组织能力已经成为科技发展必须自觉具备的第三基本要素。在牛顿、瓦特、即或是爱迪生的时代，科技进步还可以主要依靠数学和实验，也还可以与政府行政组织能力的关联度不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天然市场需求，就是当时的技术应用的最大推手。而现在，仅仅靠天然市场已经远远不够，为了完成真正的科技突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进行的长时期、大规模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往往是无法短期内转化为财富的，同时，对于实验所需要的设备和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没有超大型天文望远镜，就很难进一步提升天文学的研究。故此，没有强有力的国家组织，重大科技进步已经不可能实现了。而这恰恰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最大短板，他们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力量对于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进行强有力的组织。

上世纪中叶，美国有两大科技亮点，一是原子弹，二是登月。这两项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里程碑，无一不是依靠强大的政府参与和组织完成的。这两项技术突破都是在二战和冷战的特殊背景下，美国政府才得以突破资本主义的传统做法，得到了出面组织科技活动的机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资本主义政治自由生态的束缚，美国政府无法实现这种组织职能的常态化，故此，美国现在很难凝聚起全社会力量，集中财力物力实现具体的技术突破。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高铁、互联网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在其它许多成熟技术的传统优势领域，不断噩耗频传，处处捉衿露肘，云横秦岭，雪拥蓝关。同时，越来越多的已经开发出来的成熟或半成熟技术落在私人资本手中，沦为私人盈利工具或者投机金融炒作的题材。将本应由国家、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私人资本，很难实现科技进步的目的，私人资本基于要么无力、要么无利的原因，不可能完成大型基础性科研项目的实施或实现，很难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升。靠国家力量，航天技术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可以把机器人送上火星；而依靠私人资本，就只能做出一个高级蹦床，把几个钱多得没处花的富豪，送到大气层外兜一圈儿，搞个噱头。

马克思指出：“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现代科技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相对剩余价值无限扩大的追求与需求。然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美国进入了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剩余价值的盘剥对象扩大了全世界人民的极限范围。美国金融资本寡头只需要设计好金融题材，编辑排好金融程序，全人类的剩余价值就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需要服务于金融炒作目的之外的任何科技进步，只要有部机器能印钱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货币可以完全实现无纸化，连这部机器也不需要了。

没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完全依靠私人、民间资本，在很多情况下，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马克思指出：“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如果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科学领域的进展和突破也难以为继。在金融资本的挤压之下，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迅速滑落，不再需要对于实体产品、实体工具，进行复杂的计算和充满风险的实验了。其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失去了发展的土壤，资本主义的科技红利已经释放殆尽，这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遇到了科学技术瓶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乙）中国对于美国完成科技超越的路径

相形之下，中国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可能在科技领域中，赶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最根本保障。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力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得大型的高精尖科学研究与科学实验有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会使科技成果有最广泛的应用，把科技彻底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完成其为大众服务，造福人类的神圣使命。

西方人对于科学发展路径的认识，深深局限在自己走过的路上，故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一些公知也毫无意外地随声附和，既然现代科学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产物与需求，那么中国应当全面复制资本主义制度，重走一遍西方现代科学诞生的老路，才有可能进入现代科学的殿堂。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这类人，中国古人早已将他们形容为“刻舟求剑”。

现代科学的产生确实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是同步的，但现在的中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发展现代科学而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在人类进化史上，使用火的技术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成为地球上生灵之首的关键性一步，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要为了用火而再回到原始社会。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无产阶级对于现代科技的激情和掌握能力，丝毫不逊于资产阶级。坚持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仅仅把现代科学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牢笼里解放出来，而且把现代科技推向一个更高的层面。

现代科学的诞生，经过苦苦挣扎，摆脱了宗教的牢笼，从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中解脱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由于宗教渊源和资本主义历史局限，西方现代科学的自立门户并不彻底，依然难以彻底洗清资本主义的遗传基因，故此保留了许多唯心主义的痕迹。作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中国人一定可以把现代科学提升到新的境界，进一步揭示物质的自然世界的奥秘。毛主席提倡的“三斗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民族基因使得中国人完全可以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达到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境界，也是中国可以在科学领域中，超越西方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自力更生是中国人在科技领域赶超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唯一路径、最初级认知和最基本路径。中国科技的发展只能靠自力更生，别无选择地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和其它西方科技先进国家，不仅仅是肯定不会把已有的核心技术交给中国，更为主要的是，它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要的许多种科技成果。自力更生的内涵极为丰富，绝非一种封闭僵化的思维方式，也绝非排斥国际合作，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空间站项目，关键是要有一颗自立自强的心。

中国人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反对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幌子的科技霸权。在美国人心目中，科技是美国人说了算的圣地，是美国人的专属蛋糕，任何其他人都无权染指，充其量是在美国人的严格监督之下，让您进来打打杂，尝尝鲜。为此，美国人不择手段，他们挥舞的知识产权大棒，其核心意义就是，无论您怎样做出来的，只要是做出了和它们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产品，甚至是比它们做得更好的产品，就一定是侵犯了它的知识产权。中国人必须重新定义知识产权，让知识产权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发展科技的助推器，而非一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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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误会，中国人错过了现代科技的头班车，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中国已经再次矫正了航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将充分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丝不苟、敢为人先的豪迈、进取、斗争、勇敢精神。中华民族距离站上人类科技顶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伟人说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

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遥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无形之数，高精尖技术的基石

【学科密码】

作者：陈童苏仁心

数学是什么？有人说是聪明人的游戏，有人说是自然科学的王冠，还有人说是科学的语言。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上如此定义：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和数量关系的学科。中国数学曾经有过“高光”时刻，也面临过发展的低谷。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数学的基础性地位，特别是对于技术发展而言，数学“基石”不牢固，高精尖无从谈起。

“隐藏的科学”再次走到台前

数学，在中国曾有过高光时刻。

1973年，陈景润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一成果作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突破被广泛讨论，国际数学界将其命名为“陈氏定理”。1976年，徐迟以陈景润为主人公创作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个月后《人民日报》用三个整版转载这篇文章。陈景润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青年们慕名去听他的演讲，在笔记本上写下：“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成为时代流行语。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数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回忆他求学的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当时社会氛围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很显著，数理化在当时为人们所重视，正是学真本领、干实事的社会普遍意识驱动下的结果。另一方面，数理化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至关重要，因此这种说法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希望中国社会发展，向往更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很多人认为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做数学研究，虽然有夸张之处，但相比生物、化学、物理等需要实验设备、依赖于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的学科，数学研究确实独立性更高，更依赖于个人努力。华罗庚在杂货店钻研数学，陈景润在6平方米的房间里做研究，这在其他学科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当我国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领先技术的时候，数学能首先做出一些成果，成为关注焦点的原因。”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高小山说。

进入新世纪，我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各行业、各学科百花齐放的背景下，数学的关注度有所下降。高小山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从大的环境讲，社会更加多元，每个行业都很发达，各行各业都出了很多人才，像今天备受关注的奥运冠军是人才，企业家也是人才，文艺界也有人才，相较之下，科学家整体的地位没有当时在社会上影响那么大了。”

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基础工具，数学的作用常常隐于成果之中。“虽然说‘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但公众一眼看到的都是硬技术，比如生命科学的进步可以提高医疗水平；物理的突破可以做出一个新型锂电池，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化学在生活中更是无处不在……这些成果能让人直观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但数学作为一种隐藏的科学，更多地以间接的方式做贡献，这也是它不像过去家喻户晓、显示度那么高的原因。”高小山说。

然而最近三、四年，伴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政府、企业、科学家等社会各界关于重视数学的呼吁越来越多了，新一轮对数学的强调是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技术领跑后劲不足，就要回到最基础的问题。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2019年，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数学科学研究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国发〔2018〕4号文件发布后，第一个关于基础学科的工作方案。

2021年5月，科技部发布“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数学和应用研究”也在其中，高小山介绍：“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发布的首个数学为主的重点专项，代表着国家对数学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没有数学，高精尖技术无法走远

红灯能否根据路况智能调节亮灯时长？航天器的飞行轨道和姿态如何调整？如何提高手机的通讯速度和稳定性？人工智能的计算速度如何优化……智慧交通需要运筹学，航空航天制造的基础是控制论，通讯编码依赖信息论，人工智能要运用计算数学……在向着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发展的过程中，数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家宏观层面上看，当今数学的地位越发重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意识到数学学科的重要性，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基础数学的支持和人才队伍的培养。从个人微观层面上看，如今的专业选择多样化，学科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数学作为基础学科，广泛地存在于其他专业的课程当中，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张继平说。

“没有数学，几乎所有定量、精确的描述都无法实现，高精尖技术也就无从谈起。”高小山认为，“10到20年之前，我们国家还是粗放发展模式，但是发展到新阶段，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当技术创新的领跑者，就离不开数学知识的支撑。”

“以芯片设计为例，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实现各层既不互相干扰，同时布线均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优化问题。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的材料来说，如果能从原子、分子层面预测最适合的材料，芯片材料设计的效率将大幅提高，但因为原子的数量庞大，计算非常复杂，这一设想还在探索的过程中。”高小山说。

对创新主体的企业而言，数学也成为它们能否成功从技术跟随走向领跑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心主任张平文曾撰文指出，企业在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存在的工程技术难题，如果能被成功转化为数学问题，很多时候就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企业和科研的互动，“一方面对应用数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不断提出新问题，也让我国应用数学得以在企业创新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并不断成长壮大，甚至产生一些能够对数学研究本身有影响力和启发意义的问题，从而有力推动应用数学乃至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

“数学是科学和人类之间沟通的桥梁。有了桥梁，大家共同协作，世界就会更加美好。”张继平的团队一直与华为等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就其技术问题成立研究小组，协助企业解决亟须突破的基础理论问题。“任何技术企业都需要成千上万的数学家，我们需要加强科学家和企业的合作，将技术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由数学家研究新理论，开发新技术，解决新难题。只有充分认识基础科学和尖端人才的重要性，具备足够的预见能力，才能登高望远，摸索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

高小山长期在科研一线工作，对学术与工业的互动有着独到的见解：“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对工业而言，可以说任何一种技术只有用到深奥数学知识的时候才可以算高精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数学和工业的合作虽然已经逐渐铺开了广度，但在深度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储备人才，为高精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高精尖产业也对数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的先进技术研究陷入瓶颈，归根到底是人才问题。”张继平说，“我国必须在基础理论方面自力更生，完全依靠引进技术是行不通的。近百年来，我国的数学基础理论研究落后，没有建立现代、系统的数学理论，基础理论的缺失是导致目前‘卡脖子’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高精尖企业面临发展瓶颈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做数学的人不少，但是相对于国家体量而言，还缺少能开启重要方向的领军人物；论文数量很多，但真正的创新还是不够。”高小山认为。

“基础数学解决数学内部的矛盾，应用数学受外部挑战的驱动，但二者也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转化。”高小山介绍，相比基础数学的厚积薄发，国家重大需求和企业创新对应用数学抛出的问题更为迫切，随之而来的学科发展机会也等待数学家去把握。“历史上，应用数学每一次飞跃都来自现实需求的推动，现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也有机会驱动应用数学的新一轮发展。人工智能虽然能量很大、热度很高，但也有安全性不高、能耗大、参数不能通用等缺陷，缺乏数学理论基础，正因为人工智能缺乏理论可解释性，各国都在研究，中国如果能走在前面，就是一个机会。”

基础学科呼唤领军人物，但领军人物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积累的过程不仅需要数学家有定力，也需要灵活的评价体系，创造鼓励和支持数学家“坐冷板凳”的条件。

张平文强调应用数学的人才和成果评价要破除“五唯”，“强调成果的‘落地’，重点评价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是否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各种关键性难题，应该成为应用数学新评价标准中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应用数学领域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需要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术团体和全体应用数学工作者共同思考和探索；特别是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立场中立的行业协会，可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数学应用越来越广泛，张继平认为：“数学人才的培养主体，不仅在高校，也在企业。我们很欣慰地看到，部分大型企业已经开始培养职业数学家，但就目前来说，这一进程还有待加速。”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30日1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